朝潮博客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生后，国家药监局正在掀起为期一个月的整顿活动，所有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拿出半天来学习，“59岁现象”成为学习的核心话题。因为 郑筱萸正是在59岁时被撤去国家药监局局长一职的。《第一财经日报》2月8日的报道说，在国家药监局的会议室随时可以传出这样的电视讲话：“我们要注意‘59岁现象’，分析其原因，认清自己的工作职责……” 

      官场“59岁现象”，也许又多了个郑筱萸的标本。尽管，我们在还没有听到郑筱萸诸如张玉舜、曹友楠等“59念头作怪”式的忏悔的时候，就先闻见国家药监局对“59现象”的认真反思，但是，这样的核心话题还是叫人感到如撞木钟。

      所谓“59现象”，就是在接近离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感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应该抓紧机会捞一把，妄想搭上权力的“末班车”一夜暴富，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许多落马高官如此，郑筱萸也许亦如此。所以组织纪检部门常常谆谆告诫“本色”，舆论机器总是用心良苦地警言“晚节”，更有专家学者据此认识到高薪养廉的迫切。几乎所有的善举都缘于同一模式的反思。可是，官员为什么一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一想到“捞一把”就可以捞上一把？——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吗？

      “59现象”，根本要害是“权为己用”，但根本原因是“权力能够为己所用”，那么，权力为什么能够“为己所用”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发生这么大的案件，也许与郑筱萸的“59”念头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郑筱萸手中的权力缺乏监督。据2月9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痛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存在的漏洞。吴仪的话掷地有声：“（此案）暴露出对行政许可项目的监督管理有缺陷，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暴露出重大决策不民主、不科学，在出台重大监督措施、处理重大问题、选拔任用干部等方面没有落实民主集中制。” 显然，“59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几乎可以呼风唤雨的权力，是支配权力的随便，是权力与责任极不对等，是制度和制度执行有太多的漏洞。

      卸任一年半的郑筱萸东窗事发于其前任秘书曹文庄受审期间的举报。而曹文庄只有40来岁，对于仕途无量的曹文庄的“犯事”，我们还能“一根筋下地”地用“59现象”来说事吗？还有，当人们对“59现象”耿耿于怀遍寻药方之际，不曾想到会有个叫做“26岁现象”的东东闯入视野，去年有媒体报道，贪污犯罪年轻化的“26岁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试想，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责任没有有力的份量，如果制度有漏洞可钻，不同年龄段的职务犯罪都会因为各自的年龄特征产生诸如此36岁、49岁……之现象。许多贪官将自己归结为被“59”念头所害，而我们更要看到“59现象”背后的制度失缺。

      官员退役前的腐败，与所有的腐败现象一样，本质上是贪欲。当成就贪欲的制度环境出了问题时，不该怪罪年龄。在一个制度失缺的环境中，掌权者一旦贪欲攻心，权力的“晚班车”与“早班车”不是其实施犯罪的分界线；也只有在一个制度失缺的环境下，官员才有可能百倍不甘心权力的坐失，才更有可能因为权力的特别可心而产生界临退休时的“不平衡”。拜托，今后别拿“59”说事，贪官这样说有“扮怜”之貌，执纪执法部门这样说却有卸责之嫌，而具体到今天的国家药监局把它作为学习整顿的核心话题，似乎不得要领。我们应该记住这句话：制约权力是永恒的需要。 （载《公诉人》杂志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