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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审计署发布的今年第2号审计公告显示：在对34个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管理及投资效益情况进行审计后发现，这些项目建设中因违规招投标、挤占挪用、损失浪费等行为涉及的资金超过160亿元。4月9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34个高等级公路工程项目以及勘察、设计等服务项目均属于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调整的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范围，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项目均未能纳入到《政府采购法》进行规范。

      在中国的反腐败进程中，各地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可谓最引人注目；高速公路建设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也并非危言耸听。曾经，有交通厅长就此话题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交通建设领域腐败易发高发的症结主要在于公路建设工程的招投标机制”；曾经，交通部长张春贤对此亦毫不讳言，并表示交通行业反腐败将出台多项措施，将抓住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招投标、设计变更、材料供应和资金拨付等主要环节加强反腐工作。而更早些的时候，交通部还出台“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或纪检监察员，对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征地拆迁、材料供应、设备采购、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和管理等重点环节实施监督”等措施。然而，今年第2号审计公告带给公众的还是令人揪心的结果。

      易发、频发、高发的“交通腐败”之症结其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交通工程项目这一国家资源上交通部门拥有自由的、得不到真正监督的采购权力。我们看到的是，交通工程也在搞招投标，交通部门也在“不断完善”招标机制，但是招标的后台老板是交通部门，交通部门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这种背离政府采购制度要求的自行采购最直接的表现是以“业主”自居，自定招标方案，自设标段，自家测算标底，“自家人”担任评委，“自家人”监督“自家人”，由于其随意性大，缺乏监督，致使将严肃的招标行为庸俗化。在这样一种“一个部门说了算”的前提下，长官意志的干预无所不能，“外招内定”、“明招暗定”等暗箱操作行为变得轻而易举，握有投标人生杀大权的交通官员当然也就在这个环节上极易犯事了，高速公路建设成为资金违规使用的重灾区也并不足怪。一条条高速公路的修建——这些巨大而诱人的政府采购项目在制度上的缺失，使交通厅长从高速公路直达监狱成为必然。尽管交通部门为此开出多味“药方”，但那些稳坐“业主”位子之上、游离政府采购制度之外的措施“革不了自己的命”。

      近几年来，在国家财政政策和各级地方政府配套财力作用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以国债资金为主体的巨额国家资源，这种以国家资源和政府投入（而非交通部门资金或交通企业投入）所进行的项目建设工程是典型的政府采购行为。这种定性在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十分明确。政府采购，政府是业主；按照政府采购法律要求，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必须实行政府集中采购。集中采购的制度设计，最重要的是剥离采购单位的“业主”权力，将采购行为建立在公开透明的程序之上。使人不可理解的是，《政府采购法》已实施四年有余，表现在交通建设上的政府购买工程和劳务的采购行为却仍然游离于法律之外。

      动辄成千上亿万元的交通建设工程项目，事关政府形象、廉政建设，瞩目一方，有什么理由规避阳光法典，我们的政府采购岂能对交通工程采购法外施恩。（载《新京报》2007年4月10日）

      呵呵，中国的执法者确实矜贵，继去年成都和重庆梁平为城管队员设立“委屈奖”后，近日江苏盐城为安抚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受委屈设立“委屈奖”。《华西都市报》4月8日的报道说，根据盐城交巡警部门新近出台的《“行政执法委屈奖”评比办法》，民警在违章、事故处理等行政执法活动中，受到被管理者无理取闹，无端辱骂、围攻推搡、殴打等不法侵害，而依法行政又未采取过激行为的，可参加委屈奖评选。获奖民警除受到精神奖励外，在业绩考核中还将按照不同的标准享受20分到100分的加分奖励。（相关链接见文下）

      接二连三的“委屈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们的执法者也太娇气了点，他们似乎是一个矜贵有加的群体。旧话说“干一行怨一行”；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苦衷，受不了一点累，忍不住一口气，还能干出个什么事来。何况执法者的职业角色蕴含着社会管理、人民公仆的责任大义，有什么理由成为受点委屈就拿奖的特殊一族。

      要说交警的委屈和委屈程度，在我看来远没有“委屈奖”设制者感觉的那样严重。当然交警有不被人理解或遭受不法侵害的时候，但在纠正违章或处理事故的执法活动中，在执法者与被管理者的比较状态下，交警的“强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事人的心理更容易受到伤害。法治的天平本已失衡，“委屈奖”还要大补倾斜的一方，这个奖是不是设得太矫情、太偏心了点？

      文明执法是《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最起码要求，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公务员应有的素质，这不是对实施侵害者的放纵，实施侵害自有对其处罚的制度安排。因而公务员也不应该他求额外的补偿。公务员的薪金待遇同样自有制度安排，我不知道盐城警方对民警业绩考核的物化标准，但其20分到100分的“加分奖励”无疑出自纳税人，那么给交警额外加薪的“委屈奖”要不要财政预算，有没有人大的批准？倘若没有，即为“擅自”。

      我想为执法者设立“委屈奖”是执法机关尚未走出“大爷派头”的角色巢臼：把执法的神圣误读为执法者的优越和永远正确，管理者似乎天生高人一等；这种角色意识在法治进行中的今天社会无疑遭遇一些顶撞，于是在讲究权力行使程序和文明执法的时下语境中备感委屈，以至以为应当拿出一个奖来安抚“屈就”。实际上，文明执法是执法者份内的事，理应该当的行为。执法人员遭遇“委屈”，更多的时候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校正心态更好地服务公众，让公权应有的服务属性在法治的进程中大放光芒。而我们看一些执法机关与此理念背道而驰的所谓“委屈奖”，恰恰会推助“大爷派头”的骄娇二气，它在貌似安抚了民警的同时会令广大民众受到委屈。（载《羊城晚报》2007年4月9日）

      据《新京报》1月6日报道，记者近日在河南、湖南、山西等地采访发现，一些基层党政机关的办公楼和领导办公室一味求大、装修豪华，有些领导甚至一人占有“半层楼”，会客室、活动室、卧室、卫生间一应俱全。既浪费资源，又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领导的办公室，尽管至今没有一个标准，以至于面积多大才需要限制、豪华到何种程度才算得上奢侈还不好说，但我认为报道中所叙述的情形就已经算得上是一种腐败。

      一般而言，基层党政机关领导的办公室一人一间可谓足够，要那么大有什么用？要那么华丽干什么？基层财力本来就薄弱，许多地方的办公经费和事业发展资金紧张，如此境况下领导的办公室还搞得奇大奇洋，无疑挤占了有限的资源。又因为这种强力的挤占纯粹出自领导个人的虚荣，对工作无任何实际意义，故“豪华办公室”是绝对的浪费。

      政府行政或服务同样有一个投入产出效益问题。比如，公安、质检、消防等部门对某些“硬件”的投入，可以更好地管理和服务社会，党政机关改善办公条件有助于提升各自的工作服务水平，这样的行政成本与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一样，其投入产出率是正数比。然而领导的豪华办公室则与此迥然不同，你投入越大“产出”的负数越大，因为这种投入的目标与行政效益南辕北辙，因为这样的“豪华”根本没有价值，因为这样的绝对浪费让纳税人寒心并愤怨。
 
      显然，领导的“豪华办公室”是在为领导构筑特权，是对纳税人血汗钱的无端滥用。很难想象，被特权包裹、与普通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渐远的领导们，会否成天面对这种豪华条件的投入，谋划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履职责任。我到是十分担忧，如此优越的条件会消磨了领导的意志，如此深幽的空间会让领导同志更象单位的土皇帝；领导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养尊处优，其必然的逻辑结果是公仆精神的萎缩。（载《中国监察》杂志2007年第五期）

      拥有石家庄市区户口居民在郊县买房子居住后，被当地公安机关要求办理暂住证。“我们是流动人口吗？怎么还让我们办理暂住证？”一些买房者给报社打来电话，对此表示不理解。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当地警方称此举是为了便于管理。（《河北青年报》3月28日）
 
      的确，尽管是“石家庄人到郊区住，而且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要办理暂住证，总感觉有些别扭”，但办理暂住证毕竟“便于管理”；更何况根据《石家庄市流动人口管理办法》，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暂住三日以上的人员”，当地警方的做法说起来还算得上一种积极作为。

      但是，在“便于管理”的另一端——那些被管理者的情形怕是大大的不方便了。试想：一个省会城市的居民来到其城市属下的郊县买房置业，且打算长期定居如此，却享受“暂住”待遇，住在自家里会经常可能应对警方的盘查，走在外面一不小心没带上那个证随时会有不可预知的灾祸，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不方便。更何况在时下中国的语境状况下，“暂住证”三个字分明就带有“二等公民”的侮辱性意味。

      方便管理的行政思维，尤其在过去，在一些公权单位极具普遍性，为了方便管理，可以随性设定某项行政行为，为了“管理方便”管你方便不方便，它依附在漂亮的管理借口之上。比之过去，现在的情形是好多了，法治的推进，公权力受约束而私权利受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这种一味张扬权力的陈腐行政伦理受到了有力的冲击。但其思维惯性尚在，以“便于管理”作“话架子”的“暂住证权力行为”即是。

      广遭社会诟病的身份证“制度”，且不说它在法理上的站不住脚，亦不说其到底如何方便管理，即使真的可以方便管理，这种一味方便权力而使权利蒙羞的公权行为也必将被法治社会抛弃。

       新年伊始，“政府采购”再起是非，焦点是“政府采购价格高”： 继广东省人代会上来自各部门的人大代表纷纷诉说“吃了政府采购的亏”并引起舆论热议后，近日的《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等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均发表有关访谈类报道，剑指“政府采购价格高”，一时间，政府采购为何“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之类的评论充斥各路媒体。政府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似乎已成一种定论。

      作为一名政府采购管理工作者，对于每一起有关“政府采购价格高”的报道，笔者都十分关注。在笔者的工作经历中，也时而遭遇“政府采购价格反而高”的议论。我不否认现实中政府采购价高于市场价的问题存在，但是，“个例”的存在不能代表普遍的情形。细读媒体的相关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属于“访谈”类报道，如在什么会上有代表或委员指评政府采购价格高，在什么场合有官员斥责政府采购价格高，有学者评述政府采购价格高，这其中不乏举例，但我们很少见到媒体“披露”性的报道，即对一个具体的政府采购违规操作所形成的政府采购价高的案例披露。当然即使未见或少见媒体披露就并非没有或者很少发生“价高”事实，今后也许会有较多的这类非常态事件被揭露出来，但是非常态的东西不能作为常态来认定，正如一个发达的城市仍然存在落后却不能认定它落后一样，我们需要做的是矫正和弥补，而不是否定。

      政府采购是一项管理财政支出的国家制度，其核心在于用好纳税人的钱。推行这一制度使得过去千家万户式的机关团体的自行采购被“叫停”，这意味着各机关单位的采购权被剥离，但这并不等于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独揽大权”，可以随心所欲地“集中腐败”。按照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精神，并不是简单地将过去的各自采购归属于另一方直接采购，而是用政府集中采购的手段，让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采购单位、集中采购机构和监管部门在一种公开公正的平台上共同操作，法律还专门赋予了采购人（采购单位）权利。事实上，失去“业主”地位和相应权力的采购单位最容易以一句“政府采购价格高”来不满失落或规避政府采购，许多对政府采购的非议也只是议论而不是举报，究竟虚实如何，很有必要较真一番。并且，出现“政府采购价格高”的问题，采购单位本身难辞其咎。而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显然忽视了采购人的权利和责任，把集中采购机构误认作可以擅自作主的独权机构。

      笔者并非否认政府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的客观存在。现实的政府采购活动中，尤其是在“协议供货”这一采购方式中，由于其经常性、零散性决定了其采购特点是“一次招标，全年定购”，市场的变化使原约定的优惠比率不足以体现原优惠动机，加之定点供应商诚信失缺而管理没有及时跟上，于是“价格高”的问题出现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是《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之方式，它不是垄断。——从财政支出的角度上，整个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公器机关属于一个采购单位，对于其另散而经常性的采购行为实行按协议价供货，既节约资金又方便管理，在西方国家，甚至连公务员出差乘机都实行政府采购，因为他们与“定点”的航空公司有供货协议。况且，定点采购是在一地供应商中通过招标选优，且在时间上通常为年度制，因而它不存在行政垄断和政策歧视。

       在“政府采购价格高”的议论声中，我们还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改革的推进，“利益的调整”使得“政府采购”注定要承受许多的责难。于是，政府采购节约了多少资金很少有人提起，而政府采购价格高却很容易不负责任地流行开来。当政府采购带来的节约昭然在目的时候，又有人批评“政府采购只是一味讲节约”，不久前就有知名专家在知名媒体撰文说“政府采购正在走进一味谋求节约的误区”，——这同样不是事实！政府采购讲求“节约”没有任何过错，谁也没有说过其“节约”是无原则、不要质量的节约。正如我们国家提倡和谐社会但并非一味“和气”而不要原则一样的道理。

      政府采购价格必须低于市场平均价格，不仅是《政府采购法》作出的法律要求，更是政府采购机制使然。因为政府采购制度精神的本质是竞争。比如某一项采购行为的执行，首先必须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采购公告，给予了各竞争主体最大范围的知情机会。同时公开招标被作为最主要的采购方式，而赋予政府采购制度进行的招标更有利于实现“三公”原则和避免暗箱操作。供应商投标，又必以竞质竞价为核心。岂有政府采购价高于市场价之理；倘若有之，当应查究。

      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政府采购，是公认的对纳税人负责的一种财政管理方式。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政府采购还是一项崭新事业，如果不廓清政府采购价格上的是是非非，如果不明晰现象事理，客观上是会危害这一改革事业的。我们的政府采购还是刚刚开了个头，任重道远，由不得半点耽搁。（载《燕赵都市报》2007年3月12日）

       “两会”伊始，代表委员们的立法建议接踵而来： 据新华网3月4日报道，近年来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象非常严重，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代表的侵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尤为突出，两会期间，又有代表建议修改刑法，增加“欠薪逃避罪”。 另据中新网3月5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提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分别见下面的链接1和链接2）

       笔者并非一概否认代表委员们的立法（和增加法律条文的）建议。两会是议论国是的地方，人大又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代表委员们的立法建议本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宝贵资源。然而近年来从社会上到“两会”上有关立法的呼声有过多过滥之嫌：农民工讨薪难，立法；官员搞公款追星，立法；公款吃喝治不住，立法；立法处罚不讲信用者，立法遏制强讨恶要，甚至立法禁止过马路打手机、立法强制中小学生上学上课时间等等。这些建议都有着良好的愿望，但却大部分能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找到归属，而有些则有失偏颇。

       可以理出的法理条件是，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之途，在法律上，欠薪本是对劳动者民事权利的侵犯，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据相关法律作出判决，问题在于“执行难”；但破解“执行难”亦并非无法可依，我国刑法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就是非常有力的法律武器。立法“惩治汉奸言论”则更是趋于对极少数“个例”的孤立指向，试想即使有一些“汉奸言论”出现，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批判和唾弃，如果它到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程度，《刑法》中明确的惩治条文并不是摆设。

      “制度缺陷”近年来似乎成为一个时髦的用语。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代表委员都在高频率地使用着，因而“立法”的声音不断。坦率地说，许多“因事立法”实则是形而上学的制度观，即使我们有能耐制作出法律的千里厚本，也包概不了大千世界里的万种世事；张口就立法也有不究事理之嫌。法律制度更具有种概念的覆盖性，如果不审视和反思现存的立法状况和执法环境，动不动就立法，“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

       无法可依不是法治，万事皆法同样远离了法治的精神。我们所期盼的两会声音，是推进法治进程的声音，我们所需要的立法是法治前提下的立法。事实上，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制度缺失，而是法律的执行。无论是对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权利的保护，法律的执行力在打折扣，法律的权威性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来，因而我们更期盼代表委员们从法治的角度来解读问题，并以此来权衡我们社会的法治水平。（载《新京报》2007年3月6日）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生后，国家药监局正在掀起为期一个月的整顿活动，所有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拿出半天来学习，“59岁现象”成为学习的核心话题。因为 郑筱萸正是在59岁时被撤去国家药监局局长一职的。《第一财经日报》2月8日的报道说，在国家药监局的会议室随时可以传出这样的电视讲话：“我们要注意‘59岁现象’，分析其原因，认清自己的工作职责……” 

      官场“59岁现象”，也许又多了个郑筱萸的标本。尽管，我们在还没有听到郑筱萸诸如张玉舜、曹友楠等“59念头作怪”式的忏悔的时候，就先闻见国家药监局对“59现象”的认真反思，但是，这样的核心话题还是叫人感到如撞木钟。

      所谓“59现象”，就是在接近离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感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应该抓紧机会捞一把，妄想搭上权力的“末班车”一夜暴富，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许多落马高官如此，郑筱萸也许亦如此。所以组织纪检部门常常谆谆告诫“本色”，舆论机器总是用心良苦地警言“晚节”，更有专家学者据此认识到高薪养廉的迫切。几乎所有的善举都缘于同一模式的反思。可是，官员为什么一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一想到“捞一把”就可以捞上一把？——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吗？

      “59现象”，根本要害是“权为己用”，但根本原因是“权力能够为己所用”，那么，权力为什么能够“为己所用”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发生这么大的案件，也许与郑筱萸的“59”念头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郑筱萸手中的权力缺乏监督。据2月9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痛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存在的漏洞。吴仪的话掷地有声：“（此案）暴露出对行政许可项目的监督管理有缺陷，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暴露出重大决策不民主、不科学，在出台重大监督措施、处理重大问题、选拔任用干部等方面没有落实民主集中制。” 显然，“59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几乎可以呼风唤雨的权力，是支配权力的随便，是权力与责任极不对等，是制度和制度执行有太多的漏洞。

      卸任一年半的郑筱萸东窗事发于其前任秘书曹文庄受审期间的举报。而曹文庄只有40来岁，对于仕途无量的曹文庄的“犯事”，我们还能“一根筋下地”地用“59现象”来说事吗？还有，当人们对“59现象”耿耿于怀遍寻药方之际，不曾想到会有个叫做“26岁现象”的东东闯入视野，去年有媒体报道，贪污犯罪年轻化的“26岁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试想，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责任没有有力的份量，如果制度有漏洞可钻，不同年龄段的职务犯罪都会因为各自的年龄特征产生诸如此36岁、49岁……之现象。许多贪官将自己归结为被“59”念头所害，而我们更要看到“59现象”背后的制度失缺。

      官员退役前的腐败，与所有的腐败现象一样，本质上是贪欲。当成就贪欲的制度环境出了问题时，不该怪罪年龄。在一个制度失缺的环境中，掌权者一旦贪欲攻心，权力的“晚班车”与“早班车”不是其实施犯罪的分界线；也只有在一个制度失缺的环境下，官员才有可能百倍不甘心权力的坐失，才更有可能因为权力的特别可心而产生界临退休时的“不平衡”。拜托，今后别拿“59”说事，贪官这样说有“扮怜”之貌，执纪执法部门这样说却有卸责之嫌，而具体到今天的国家药监局把它作为学习整顿的核心话题，似乎不得要领。我们应该记住这句话：制约权力是永恒的需要。 （载《公诉人》杂志2007年第3期）

      近日，新闻纸上再次上演“政府吃垮酒店”的新闻：据《南风窗》报道，在广东阳江，10年前由一家企业贷款数亿元修建的阳江国际大酒店，现濒临倒闭，300多名员工的300多万工资和社保无处讨要。这家四星级的酒店是阳江各种公务接待和消费的最主要场所，60%的营业收入来源于公务消费。但红火的公务消费并没有给酒店带来良好的业绩，仅2003到2004两年时间，阳江市政府欠下了300多万吃喝账。正是这些长期追不回来的账单把该酒店拖向了倒闭的边缘，也直接造成了工人们无法拿到300多万血汗钱。

      一座知名的国际大酒店因为市政府公务吃喝打白条而濒临倒闭，工人讨薪之艰难与公务消费之奢靡，在这个南海边上的小城形成鲜明对比，——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

      “政府吃垮酒店”的新闻近年来不时见诸报端，此足见公款吃喝恶习之劣。这种恶习之下，有钱的单位吃之喝之，无钱的单位亦喝之吃之。更有两点大奇大怪：一是许多政府机关做什么都缺经费难办事，但请你“撮”一顿却不在话下；二是在许多的县一级里，“签单”盛行，吃饱喝足、打着酒嗝的当事人在用餐清单上大笔一挥，似乎不签单就显示不出吃喝者的潇洒来。有数据表明，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达到3700亿元。已经好多年了，上面禁令多多，官员痛斥声声，各级措施连连，不仅奈何不了其顽，反而变本加厉。由此看来，建立在承认“招待费”基础上的“禁令”和“痛斥”，喊一百年也不管用。

      “招待费”是个什么东西？以笔者从事20多年财政管理工作的“业务”知识，在我国的财务会计制度上，只对国有企业设计了这样一个概念性科目并规定可按一定比例列支，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中，根本就没有“招待费”这个概念。“招待费”一说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本无“名分”，所以国家机关的会计行当里有“会计无法，记作其他”的幽默。不幸的是，这种只能在“办公经费”之下记作“其他”的接待开支现在居然堂而皇之长成官场账簿中的“一级科目”，其核算数额又岂是“当年他爸”的“办公经费”可比？

      在西方国家，更无“招待费”的概念。曾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市长与外国市长不对等，外国市长到中国来，中国市长高标准接待，豪爽有加，大方潇洒；可中国市长去他们那了，人家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所惹”“所惹”中私家便餐而已。

      我们的行政机关单位所面临的语境现状是：“招待费”可以堂而皇之的入账，于是觥筹交错中的“吃请”和“请吃”愈演愈烈。本无“名分”的“招待费”似乎得到了官场文化的普遍认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认同”，使得愤怒的痛斥、严厉的禁令如同拳头打棉花。事实上，“招待费”已经成为接纳隐藏各种腐败交易的黑洞。党纪政律反复禁止的，恰恰成为官场账簿中不敢示人一面的最平安最省事的处理途径。
 
      广遭议论的党政机关公务接待费用问题，在去年11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特别地提出，国务院会议明确表态将公务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笔者认为这已经解开了一个长期以来正常的公务接待与扭曲的公款吃喝上的死结：必须的公务接待，今后应纳入各级预算管理，由各级财政直接从预算列支。那么，如此前提之下，单位“招待费”就应视为违规铁证。（载《上海法治报》2007年1月24日）

        近日中共郴州市委办、市政府办向所辖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单位等转发了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设立“舆论监督奖”，“专门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还有可能被授予郴州市“荣誉市民”称号。（《新京报》1月14日）

       2006年的湖南郴州，一场官场地震使其成为“新闻高发地”，如此“舆论监督奖”出自这个敏感地带，我觉得很是不易，这种开放的思维和开明的态度值得嘉许。然而没想到此举遭至质疑声声，非议连连。在网上有人认为这是做秀。更有论者把“奖励”与“权利”对立起来，指出媒体在乎的是自身拥有的权利能否落实。也有人担心给舆论监督的记者以“好处”，弄不好会养出“专业敲诈记者”。还有人认为奖励只针对中央、省级媒体的记者不公平，把本地媒体的监督权抛到了一边。

       诚然，象对待任何事物一样，对“舆论监督奖”当然也可以质疑，上述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郴州设立的这一奖项明显具有执政者开明开放的姿态，在某些地方、官员“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语境现状下，郴州对媒体监督的欢迎姿态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如果对一项显然利大于弊、极富意义的举措施以十足挑剔的“抬杠”心态，就会使正常的事理扭曲。

       针对“舆论监督奖”所遭受的质疑，首先笔者认为郴州之举即使是“做秀”又何妨，至少它直面着媒体监督这一许多地方躲之不及的话题，“秀”出了把媒体批评当做“善治”力量的执政理念。对比某些地方的“全程陪访”，郴州“做秀”的胆量可嘉。其次，奖励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尊重舆论监督的权利，不能说“奖励”了就消解记者的“权利”了，这好比近年来公安机关对大要案犯的举报奖励，“奖励”并没有影响举报人“权利”。“奖励”中分明包含对记者行使采访权的欢迎，如果记者们置身于一个不受欢迎的、遭敌视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何谈权利的实现。再有，如此做法会不会养出“专业敲诈记者”？我看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养出“敲诈记者”的恰恰会是那些害怕媒体监督的地方，现郴州直面监督，坦荡欢迎媒体，还会怕你记者以“捅漏子”来要挟？至于对专门奖励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的质疑，郴州的做法就更好理解了，毕竟监督一个地方的政事，上一级的媒体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份内之事”，是本地记者理所当然的权利和责任。

       可以想象的是，郴州的这个“舆论监督奖”不可能每年颁出偌大个金额，或许一年的“奖励预算”还会出现“零执行”。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后的郴州，正在创造舆论监督空前未有的环境。在《新闻法》尚未形成的今天，这一全国首创的“舆论监督奖”项内容，当然包含物化的成分，但它的意义，更在于对新闻监督权利的诠示和彰显。如此好事，我们应当喝彩而不是挑刺。（载《中国信息报》2007年1月17日）